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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陶学研究的方向与任务 - 魏耕原

发布时间:2021-06-27浏览次数:93

— 以古今书法、绘画、篆刻等对陶学的传播为中心

魏耕原

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、博导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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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题目是大会东道主拟定的,方向与任务,包涵多维度的开拓,属于方向性的;对过去研究个别重要著述予以总结,亦属于任务之一。前者是前瞻,后者为后顾。本文仅就唐宋至今的书画篆刻,包括木刻雕塑对陶公的传播,作为前瞻后顾管窥蠡测性的梳理。


一、多维度的研究格局亟待开拓

近三十年来,陶学的进展虽然没有如火如荼的局面,事实上任何古代诗人研究都不会出现,如果有,那就不正常。但是思想的解放,确实给陶学带来了新气象,论者各抒己见,畅论各自的发现,新著不断涌现;每年的论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。这固然是好现象,也是陶学研究的主流。如果发掘多种渠道,彼此融合,肯定会有新气象、新精神与新面貌。

北大教授袁行霈先生率先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示范。袁先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投入陶学,至九十年代就把这些专题论文结集为《陶渊明研究》,这是一本高质量的专著,涉及范围很广。后又集中精力于《陶渊明集编年笺注》,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详备的注本,几乎每句都有大意阐释,每篇都有详瞻的“题解”与“析义”。对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,都能用得上,特别是书后附有陶之诗文赋的句索引,用起来至为捷便。开创了集部注释书的新例,由此可见袁先生研究的新颖与创获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袁先生在前两部大著行世以后,又推出一部别出心裁的《陶渊明影像》,收集了50多幅古代关于陶渊明的绘画与宋版陶集书影等。袁先生多次国外讲学,海外各大图书馆、博物馆此类藏品经眼极多,使人大开眼界,耳目一新。此书图文并茂,印刷精致,可惜价格太高。袁先生此书的问世,给我们开拓了陶学研究的新渠道。笔者就受到极大启发,用了好几年时间,寻找收集古今此类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木雕、雕塑,所得约有500多幅、方,就在拙著《陶渊明论》里插入了180多幅,而且都与章节的具体内容相关,每图都有专门的评析文字,三位一体,相互映照,开人心智,颇得同行们的赞许。遗憾的其中有当代书画大家的精心之作,近30幅,显示了古今在传播陶学上互为声气。可惜被编辑删去,怕引发版权纠纷。其实如同引用他人著述一样,引用书画作品作为论述的说明或证据,这本是每个著者应有的权利,而且新版权法有明文规定。然而仍旧没有引起编辑的重视,至今引以为憾。从陶诗接受角度梳理有山东大学李剑锋教授的《元前陶渊明接受史》,断代性的有刘中文《唐代陶渊明接受史》。而绘画传播,袁先生已有发端,尚有待开拓。至于书法、篆刻等亦值得重视,亟待发掘整理。


 二、宋元明清至今的书法对陶作的传播

由于在古今书画篆刻爬梳了好几年,我深深体会到:在陶学的传播上,若就书画篆刻而论,任何大诗人、大散文家、大思想家、大戏曲家、小说大家,都达不到陶之殊荣。故分类略论述如下,以期引起多维度研究者的思考。

先言书法,有理论与创作两类,先言前者。我们知道,当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过世后的第三年,陶渊明诞生了。当陶公39岁步入他的创作历程的时候,东晋书法已由大王世界逐渐转入小王领域。大王内擪,小王外拓,内擪者萧散自然,如清风徐来,明月入怀;外拓者情驰神纵,如风起云涌,惊涛簸岳。时至晋宋之际,综法小王骨力开张已成时代潮流。刘宋独步一时的书家与书论家羊欣,即从小王一路走来,时人所云:“买羊得王,不失所望”,即昭示了晋宋书运的大转关,由潇散自然而进入劲悍奔逸。活跃在刘宋诗坛的元嘉体,正是以狠重的张力扭转东晋玄言诗的疲软与平淡无味。诗歌与书法都是以情感为表现的可以互通的两种艺术形式,所以常常同步发展,互为升降转化。《诗经》中的“二雅”与两周铭文,铺张扬厉的汉赋与横画平伸短竖直立的汉隶,初唐书法上的欧虞储薛与初唐诗温丽与刚健并俱,盛唐雄壮的颜楷,飞舞肥劲的张旭大草,掷地有声的李邕行书,则无不显示与豪迈高朗的盛唐诗,息息相通,共同构建了为人艳称的“盛唐气象”。多事之秋的中唐有韩孟诗派的瘦硬蹶张,李贺恢诡奇谲,元白诗派通俗流畅,与之相应的书法即有瘦劲挺拔的柳骨,用笔细劲而飞舞的怀素瘦草,以区别张旭的肥草,故有“旭肥怀瘦”之称,其实都显示盛中唐诗的审美转化。宋人以议论为诗,宋书则尚意。唐书尚法,以楷书、草书称,近体诗与歌行体登上高峰;宋书尚意,故以行书称,诗则以议论为主,苏黄米莫不如此,蔡襄则为唐宋中转的枢纽。总之,诗与书法莫不息息相关,互为消长转化。陶诗早年平淡,归田以后每多不平之意,然以酒作淡化之外衣,实是在复杂多事的政治环境中保护的外衣,外淡内刚的形成,完全可以从大小二王与晋宋书法的转化中,发现陶诗真正的内在实质。因为书法与诗歌共同会显示出时代审美思潮的同一趋向。如果单纯从诗歌研究,往往会陷入纯粹的平淡自然,若有新的发现,并不那么容易。倘与书法转化合观,就容易发现转化的轨迹。

用书法创作传播陶公诗文赋,从流传真迹看,似从苏轼开始。东坡晚年在海南岛贬所以及后之南归和陶诗109首。又多次书写陶诗,见于《东坡题跋》的不少,每次书写都对陶诗有新的理解。他在词中櫽括过《归去来兮辞》,又带领着苏门四学士、六君子和作此篇“东晋第一”高文(欧阳修语),一日之间《归去来兮辞》纷然在人目前。至今还流传下来书写此辞的《归去》帖,虽然清劲不及他的《黄州帖》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的盛名,但天真烂漫的本色却表现得非常酣畅。自此以后,杜甫与陶公便成为宋诗追踪的两大偶像。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写过陶公《饮酒》其一、其七等,另一书法名家鲜于枢书写过《归去来兮辞》,影响亦大。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所书《归园田居》其二,虽然清秀,然终不脱“三日新妇”(康有为语)的羞涩,难免寒俭之气,缺乏人格的真淳与对陶诗深刻的认同。至于明清两代书家,书写陶诗不知有多少,很值得调查研究。明代著名书家祝允明就书写过《饮酒二十首》,另一书家王宠以婉丽遒逸的行草书写过《五柳先生传》,由书写陶诗扩展到散文方面。清代大隶书家郑簠以特有“草隶”书写四言诗《时运》、《移居》其二等。大学问家何焯以端劲的小楷亦介入传播陶学的潮流,曾用功书写过《桃花源记》。篆书家杨沂孙曾有《饮酒》四条屏巨制,草书家黄慎有草书《桃花源诗》。明清两代书写对联的风气极盛,或集陶公诗句,或集陶公成语,或集陶公四言诗,或把陶公与屈原、曹植、左思、郭璞、杜甫、高适等大诗人并举偶对,真草篆隶与魏碑体均有,形式极为多样。以上仅其落落大端,明清两代这方面的矿藏极为丰富,值得作充分调查,收获肯定会泱泱大观,美不胜收!最后值得一提的是《陶渊明草书真迹》,民国时由中国图书公司印行,2005年又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再版,帖后有齐梁袁昂、沈约、梁武帝以及武则天、狄仁杰与宋人王十朋、清人张孝挰的题跋。此草牵丝连带,笔画连绵不断,与晋人笔画法若断而意连的意趣大相径庭。书史著录也从未出现过陶公的墨迹,诸家跋语亦未见于别集,何况先唐法帖并未有跋语之制,此当为爱好陶诗的书家之所为。不佞在拙著《陶渊明论》的六编《书画传播论》中曾言:“此种行为,可以看作传播陶诗的一种特殊方式,亦可见陶诗之深入人心。”(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,第384页)而且其中所谓的袁昂跋语有:“渊明好读书,怀奇负气,不肯随人。观其所作,生平略可概见。……命陈辞,托兴甚远,临风披诵,可以得其志矣。”寥寥数语深得陶公志趣,颇具慧眼,亦可见代为制作者,想必非凡俗之人,故有此道特别的传播风景线。

当代过世的大书家启功、费新我先生,孙其峰先生,似乎记得还有舒同大手笔,以及鄙校的行草书家卫俊秀先生,都有许多横幅、条幅、扇面、斗方、匾额书写陶诗及赞语。早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,深通六书,以沉实的笔法书写《归园田居》四条屏,布局大气,浑然一体,稳健质苍,气象不凡。占籍陕西三原民国元老于右任老先生,为举世闻名的简草大家,他书写过《史记》篇章与古人名诗。其书果敢苍劲,结构丰伟奇险,中宫宽绰,常有意料不到之笔,得之于魏碑。笔画粗细变化不大,往往运用减笔,风神古朴老健,气象博大,局势磅礴。所书陶诗集句“猛志逸四海,和泽周三春”,无论内容与书法都切合陶诗外和内刚的奇崛特征。草书《归园田居》其三、《移居》其二,字皆独草,互不牵连,转折方圆兼见,且多夸张性的大转,用墨浓燥变化极大。动态强烈,然结体宽和,可谓与陶诗相得益彰。民国书家书写陶作,亦不知凡几!现代正活跃在书坛上的书家如周慧珺,陶作亦屡见笔下。陶学大家王瑶先生,袁行霈先生,廖仲安先生均有题辞。如果热心人从事收集其中佳制,亦为一大盛事!

总之,从苏轼至今,以书法传播陶作,是陶学传播史上一大宗极为丰富的不可限量的矿藏,应当请文史专家、书法史家、收藏家分代分人作一艰苦细致的调查,去伪存真,选取佳作,辑印成书或按书体,或书写内容,分册编订,以广流传。也可选择其中最著者,刊石上碑,竖立于陶公家园,流誉当代,传美后人,功德肯定昭著于天地之间!


三、从唐至今的绘画对陶公的传播亦亟待整理

袁行霈先生《陶渊明影像》中,有一幅唐人陆曜《陶潜葛巾漉酒图》,造型质朴,笔法古拙,即使是摹本,亦如唐临晋帖下真迹一等,洵可弥足珍贵。宋代人物画大家李公麟,在宋代尊陶的风气下,把陶公塑造为飘逸的隐士,神情恬静,衣袖飘动,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精神世界。此图于后代带有经典性质,以后的衣着包括行走姿态,大多不出其范围。如元代大书家亦是绘画巨匠赵孟頫,即依次造型作《归去来兮辞图》。元代文人苦闷,陶公便成为以尚友古人的偶像和陶诗者、关于陶公绘画的题画诗甚多。何澄的《陶潜归庄图》,虽然陶之形象全从李公麟、赵孟頫笔法托出,然欢迎的村民与背景,“人物树石,一一皆有趣”,这大概是陶公故事画的发轫之作。著名的工笔山水、人物兼长的钱选亦有《归去来辞图》,元末山水画四大家之一的王濛,以他特长的牛毛皴精心绘制了《桃源春晓图》。这些都对明人有极大的启迪。

明代陶学绘画传播非常兴盛,达到了高潮。工笔人物画家丁云鹏的《漉酒图》,人物、树木、器具都很精致,人物造型别致,不同以往的模式化。另外还有扇面《桃源图》,构图别具匠心。明人王忠玉《靖节先生像》,与俞希鲁以隶书所写《归去来兮辞》合成一轴,别有意趣,富有文化底蕴,陶公像虽不脱李公麟范型,然手持一长卷飘然垂下,显示书卷内容即此图上之大多半部分所书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构图简洁巧妙,书画相映,大气而丰厚,故流行甚广。宫廷画家李在、马轼、夏芷联袂绘制带有连环性质组画,开创了连续故事画的先河。他们以《归去来兮辞》为题材,绘了“问征夫以前路”、“僮仆欢迎,稚子候门”、“抚孤松而盘桓”、“云无心以出岫”、“或棹孤舟”、“临清流而赋诗”等七幅作品,人物、山水、屋宇都很为生动逼真。对明末陈洪绶与清初石涛有直接之影响。组合形式、构图、笔墨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周位的《渊明逸致》为一幅醉酒图,人物袒腹露胸,似乎浑身发热,双目微合,满脸醉容,步履蹒跚。搀扶者用力护持,分外小心,两人形态直曲映照,无心与紧张相映成趣,诚为难得珍品,从中可看出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一面。张鹏《渊明醉归图》,亦为搀扶状,可与周位之作比较而观。周澄的《桃源问津图》,构图生动,一片桃林傍山沿河一直伸向条幅上方,上方山石拥立,山脚一洞,河水从中通过,山腰白云拦遮断,极好表达了桃源深邃宜人的境界,在同类画作中,可视为上品。著名书家张瑞图亦长于丹青,他的《渊明涉园图》以俯瞰法构图,上题“园日涉以成趣,门虽设而常关”,屋宇院落与树木之掩映,前临河而后傍山。人物位于图之中心,亦为画面焦点,形体虽小,意趣却很昂然。袁行霈先生大著《陶渊明研究》即以此图作为封面。陆治《彭泽高纵图》别出生面,让人物持菊依坐于松树之下,大松密叶而菊小,大小相形而陪衬人物。长于界画的仇英,山水、人物、台阁兼工,他的《柳下眠琴图》把五柳先生与无弦琴结合于一图,亦别具匠心。明末绘画大家陈洪绶以人物画见长,依据《宋书》《晋书》本传,精心绘制一组白描连环画,不设置背景,突出人物,以叙写陶公一生故事。有陶公像、种秫、解印、贳酒、行乞、赞扇、白衣送酒、却馈、漉酒、赏菊等,造形古拙,线条简洁,故事生动。上承李在等以山水加人物的组画,出之单线白描,带有木刻性质。为明代的画陶,画上了叹为观止的句号。

清代画陶公,虽不及书陶作品兴盛,但亦有特色。特别是山水画大家石涛,他在明人李在山水加人物的基础上,用粗笔、简笔画了十二幅陶诗诗意图。石涛曾为唐人张说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作了不少诗意图。对于他所钦敬的陶渊明,更为孤心独诣。所作有《一士长独醉,一夫经年醒。醉醉还相笑,发言各不领》《悠悠见南山》《连林人不知,独树众乃奇》《带月荷锄归》《若复不快饮,空负头上巾。但恨多谬误,君当恕醉人》《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》《遥遥望白云,怀古一何深》《平生不止酒,止酒情无喜》《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》《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》《东方有一士,被服常不完。三旬九遇食,十年著一冠》《清晨闻叩门,倒裳往自开。问子为谁欤,田父有好怀》。这十二诗意图,既区别于李在等人取材于一篇《归去来兮辞》,亦不同于以陈洪绶以陶公本事为题材,而是选择了陶诗中最具人格个性与魅力的名句。独具眼光的选择,仅此一端即启人神智。另外他还绘有条幅《采菊图》,作得极为精心,可视为代表作。他的《黄山游踪册》其五,巨大的山岭,挺拔出稀疏的三松两竹,树下老翁秃头持杖侧面向前。左上题诗曰:“何事柴桑翁,倚石觅新句。松风飒然来,悠悠澹神虑。”诗与图均借陶公而夫子自道。

清人愈达礼《东篱采菊图》特别有趣,“老农”蹲于大石上,石前篱笆里,一片灿开的秋菊,手持所采菊正在端详,斗笠与背面傅粉式造型使读画者的目光亦聚集于人物手中之菊,斜靠右肩的手杖伸向右上方,构图简洁,主题突出,具有生活细节的情味。著名的福建人物画家上官周,他的《笑雪堂画传》画了许多古代诗人、名臣、思想家、政治家,对木刻版画的发展有重要贡献。他的单线白描极具造型能力,横抱的长琴与若有所思的祥和恬静神情配合得相得益彰。此像为读者钟爱,常作为研陶著作的扉页插图。名列扬州八怪的黄慎,以草书笔意作画,所作《陶潜饮酒图》趣味盎然,倾斜的大碗遮住面部的一半,形体短矮而模样村朴,前方两大酒坛与背面弯腰双手高擎酒壶的童子,组合得妙趣横生。另外,他的《归去来兮辞图》也显得与众不同,还有采菊等均有传世。山水画家戴本孝,曾作十二条屏,一幅一诗,构图饱满,各题陶诗一首,并附题记,属于洋洋巨制。道光时的赵之谦用魏碑体书写过陶诗对联。他又是著名的花鸟画家,所作《墨松图》以篆法、草书入画,虽非专为陶诗而画,然颇得陶公爱松之精神。后之大花鸟画家吴昌硕,为海派画坛巨匠。他的秋菊画得灿烂而有精神,书法、篆刻亦很有名。常在菊图题自作诗,发扬陶公爱菊傲霜之精神,长款与画相得益彰。如《菊石图》上的题款诗:“柴桑有佳种,移植秋涧滨。花开黄金色,莫谓山家贫。今非义熙年,谁戴漉酒巾。寒香采盈把,欲赠无幽人。”另幅《东篱采菊图》题诗曰:“几番沉醉惹颜红,为有东篱菊数丛。乱插满头归未晚,且开笑口对西风。”画、书与诗以及篆章四者相映生辉,综合性地再现了陶公与自己高洁的人格。如此题诗者,所在多有,可谓陶公全能知音,幅幅都是绝上之品。他还特意作有《栗里高风图》,松菊并茂,或迎风而开,或挺立风中,一横石拦腰伸向画面中心,挺拔、骨傲、坚毅的精神凝为一体,确能展现陶公的高风亮节。

海派画坛另一巨匠任伯年人物、山水并佳。他本平民,对陶公也有特别的热爱,创制了许多关于此类的精品。虽然习惯于题“穷款”——仅题年份与姓名,但内容一望便知,专为陶公所作,现在的编者只好补充说明画题,诸如《桃源问津》《松下策杖》《清流濯足》《寒林高士》《秋林觅句》《龙山落帽》《祝翁呼鸡》,都与之相关。他的构图千变万化,色泽鲜艳,雅俗共赏,对传播陶公精神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现当代的绘画传播,呈现时代的崭新面貌。民国时沪上人物画家钱慧安《采菊图》就有一番风味。画面老者长巾白须,弯腰聚神静听,身边小童伸脖高声附耳而语,老少呼应得格外有趣。美术史家郑午昌《桃源迷津图》构图别致,引人遐想。吴湖帆作于解放前夕的《抚孤松而盘桓》也给人留下些印象。

共和国诞生激发了不少画家的创作热情,一时出现新的高潮。傅抱石先生为屈原与《九歌》创作了不少精品,还为陶公作了《携酒图》《三笑图》,布局大气,笔墨淋漓,称得上前无古人。上世纪80年代,当代人物画家蒋兆和先生为许多古代文学家、科学家画像,特别是杜甫像忧郁的眼神深入人心,流传甚广。年事虽高而热情焕发,所作《抚孤松而盘桓》《悠然见南山》《陶翁赏菊》,全用对角线构图,借助倪瓒《六君子图》平远布局,变而为高远,人物则出以大特写性质。远近大小相形,大刀阔斧,干净利落,人物形神兼具,堪称新的经典。山水老画家陆俨少不仅有百幅杜甫诗意画的大制作,而且为宋诗作了不少诗意画。他的《桃花源》《饮酒》其五诗意图并具匠心,而且题款把诗文与画结合一起,在现当代画家可谓少见。至今人所皆知的写意人物画家范曾先生,也为不少古代文学家写照,并对于陶公情有独钟,作有《心远地自偏》《乐天诗情》《陶渊明问稼图》《或崎岖亦经丘》《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》,略去一切背景,衣纹全用粗笔浓墨,人物面部稍作刻画,寥寥数笔精神顿出,堪称一绝。

总之,绘画传播自然形成人物、山水、花鸟格局。若按题材,可分为桃花源、归去来兮辞、饮酒、采菊、秋菊、松,以及陶渊明像。可选取单线白描与大写意,刻石上碑。同时整理可出多种画册,或制成光盘,以广流传,扩大影响。


四、关于陶公诗文赋的篆刻闲章亦须整理

闲章自明代中期兴起,至今盛而不衰。于方寸之间,选取古人名言佳句,格言成语,予以艺术处理,不仅启人神智,而且赏心悦目。前人曾把刘禹锡《陋室铭》、王勃《腾王阁序》刻于一章,方寸间形成书文共茂的佳品。陶公人格高洁,又是人格化的诗人,其中佳句涉及内容多样,人生修养与追求的哲理名句,琳琅满目,自唐以来书画家的大量佳作,引发了明清两代篆刻名家的极大兴趣。他们一边诵读陶作,各自选择篆刻内容,还有不知多少藏书家、学者室庐取名,都取自陶作。这一艺术世界,虽然没有书画那样的长卷巨轴,然亦可以组成连环性闲章,如清人顾湘、顾浩《小石山房印谱》,收录了《归去来兮辞》一句一章,凡60方,每印布局各别,合起来气象万千,蔚为大观。

明清闲章传播陶公可分五类,一是宗法陶公的斋室或别号,二是陶之诗文名句,三是撷取陶作词语,四是取以上两端的藏书印,五是与陶之经历相关的闲章。

先看斋室别号。文徵明书画俱佳,曾有《桃花源图》工笔长卷,80岁时有工笔小楷《归去来辞》,85岁还书写过《陶渊明饮酒诗卷》,名其居为“停云馆”,制印有“停云”“停云生”。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对印学有特别的嗜好,取字元亮,取法陶字。颜其室“赖古堂”,其文集亦名《赖古堂集》,语出陶诗《赠杨长史》“得知千载外,正赖古人书”。吴昌硕名其室“守拙斋”,语出《归园田居》其一“守拙归园田”,另有“喜陶之印”、“心陶书室”。他曾为一月安东令,故制“弃官先彭泽五十日”一印。篆刻家赵古尼为人制“靖节后裔”印。道光时的崇恩颜其室“吾亦爱吾庐”,出自《读山海经》。

其次,陶之诗文闲章。以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制印者,有浙派开山丁敬,“西泠八家”之一钱松,另有乾嘉时包芬、丁纯,吴昌硕有“此中有真意”,民国篆刻大家王福庵、邓散木有“望云惭高鸟,临水愧游鱼”印。其它如“即事多所欣”,“且为陶一觞”,“古人惜寸阴,念之使人惧”,“怀此贞秀姿,卓为霜下杰”,“素襟不可易”,“游好在六经”,“盥濯息檐下,斗酒散襟颜”,“校书亦已勤”等,均有名家操刀之佳印。

至于以陶之文、辞、赋名句为印者,如“悦亲戚之情话,乐琴书以消忧”,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,“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,“负雅志于高云”“四壁萧然,不蔽风雨”等。

其三,撷取陶作词语制印。如“归来”,“桃源衣冠”,“今是昨非”,“乐夫天命”。

其四,取陶诗文词句或词语,作藏书印。如“得知千载外,正赖古人书”,“小桃源里人家”,“西畴耦耕”,“且还读我书”等。

其五,与陶之经历相关的闲章。赵之谦专制“为五斗米折腰”印,似反实同。

以上就其分类略举数例。明清至近当代有许多印谱,近年新出者有《飞鸿堂印谱》《中国历代闲章集萃》,取用最为方便。如有行家,也有兴趣,把这类篆刻集合起来,集成印谱,则是一大壮举,我们企盼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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